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8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一带出发西进，开始长征。并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中央红军随后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合，从而结束了长征。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一年，最远行程约2.5万里，转战11个省，完成了向西北的战略转移，从而在陕甘地区建立了可靠的立足点和夺取新胜利的出发点。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陆续也向陕甘地区转移。其中包括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由东南向西北的转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那么是谁首先使用了“长征”一词呢？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为了介绍红军的民主的民族政策，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在这个布告里首次出现了“长征”一词。而这个布告是出自陆定一之手的。因为在《陆定一传》里说道:“陆定一当时在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他沿用当时通行格式，六字一句、共八句，一韵到底，通俗简明，琅琅上口，易记易传。短短56个字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准确扼要地表述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也就是说，“长征”这个词是陆定一创造的，而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所以说朱德是最早使用“长征”一词的。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总结决议》）第十一条说：“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的抵抗。”“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形成决议”，“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1934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计划”，“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8月计划，已经包含了常委会在9月底作出的关于突围的最后决议的所有主要内容。”对这一史实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是可信的，他曾对采访他的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尽管我同李德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是，我同意李德的这一说法。”（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专门回忆了“长征准备”，说：“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他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第二，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准备；第三，“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他认为，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8月，六军团向湘鄂西的转移，“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

　　此外，陈云在1935年秋和翌年初写的两篇关于长征的文章中，详细地记述了长征的准备工作。从当年参与了某些准备工作的同志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长征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

　　一军团在9月初就接受了准备转移的任务。（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回忆说：“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

　　因此，在广昌战役之后，面对严重的局势，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就酝酿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列入了季度战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做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说，红军长征在战略上是“有所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