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便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尽管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经历了巨大的牺牲与磨难，但依旧能在西北扎根并不断获得胜利。这一成就并非单纯依靠军事上的胜利。即便红军攻占了大量的城市、乡村和工业重地，如果无法在生存与发展上取得突破，单靠军事胜利将难以持久。只有在政治与经济上取得持续胜利，红军的军事胜利才会变得真正有意义。

　　这点可以通过汉武帝北伐匈奴的历史经验得到印证。汉武帝接手的大汉，不同于其祖先刘邦面临的一片废墟，而是经过“文景之治”恢复和积累了强大的国力。《汉书》记载，京城中的货币多得数不清，甚至绳子也因承载太多货币而腐朽，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甚至许多陈粮因无法及时食用而腐烂。汉武帝因此得以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北伐匈奴战争，在霍去病的带领下，成功深入匈奴腹地，击败匈奴左贤王，使其再也无力南下侵扰。

　　然而，尽管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大汉帝国并未因此持续繁荣，反而逐渐走向衰败。其原因在于过度的军事扩张。战争是一种政治的延续，而政治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群体追求共同目标的集合体。汉武帝北伐的初衷是代表长期受到匈奴压迫的人民，通过战争实现公平与安全，因此战争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长期的战乱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使得百姓的利益不断被侵蚀。人民的疲惫与痛苦逐渐加深，而这一切最终由赋税和徭役来承担。民众的支持逐渐消失，汉武帝也因此在晚年不得不承认自己“穷兵黩武”的错误，发布《轮台罪己诏》公开向百姓道歉。

　　尽管如此，汉武帝的北伐仍在长远上增强了汉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塑造了汉族认同感，我们自称“汉族”，正是因为这一代大汉的胜利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这个历史教训深刻地告诫我们，单靠军事胜利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最终取得胜利，一个集体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取得成功，才能保障其持久的胜利。

　　红军在创建之初便意识到了这一点。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这标志着红军开始转型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会议明确规定，红军不仅仅是一支执行军事任务的队伍，还肩负着筹款、开展群众工作等政治任务，必须始终服从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

　　或许不少人会对红军需要开展经济工作感到惊讶，毕竟它主要是军事力量的体现，但红军之所以如此重视经济工作，其背后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言：军事胜利并非最终目的，只有经济的支撑才能确保胜利的可持续性。红军的经济胜利和我们传统理解的有所不同。首先，红军的收入来源并不单一。红军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没收反动地主的财产，另一部分来自各地的自愿捐款，还有部分来自于贸易和经济建设等活动。红军不仅仅依靠外部资金，还致力于自给自足。例如，在江西，红军会开采钨矿，将其卖到福建；在西北，红军则通过开采油井和石油贸易来支持经济。这种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使得红军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下，仍能维持长期的斗争。

　　除了收入来源，红军对消费的严格控制也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有详细记载。斯诺提到，西北苏区的行政预算仅为每月32万元，其中60%用于维持武装力量。尽管预算十分紧张，红军依然能够保证战士们的基本需求，并且提供丰富的文化学习和精神娱乐。每当红军驻扎在一个地方，民众都会踊跃加入红军，这不仅因为红军给予了他们希望和支持，更因为他们深知，红军比起反动派更加关心民众的利益。

　　红军的经济胜利，实质上是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资源管理和精神力量的补充，使得战士和民众的生活水平优于反动派的统治。红军代表着先进的无产阶级，反动派则代表着剥削、贫富差距悬殊的封建阶级。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最终会战胜落后的势力，因为它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这一点在红军与反动派军队的对比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红军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胜利，也正是基于其文化和生产力的胜利。

　　红军与封建社会军阀混战的根本区别在于，红军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与生产力，它不仅进行军事打击，还通过有效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工作，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正因如此，红军能够在反动派无法触及的地方创造出历史奇迹，从井冈山到全国，逐渐迈向全面胜利。

　　总的来说，红军的成功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其政治和经济的成功。红军能够通过文化和生产力的创新，带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最终获得了民心的支持。这一历史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并在当前社会发展中得到借鉴。今天我们提到的共同富裕、全面小康，正是红军在当时提出的初心和使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