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闭幕仅仅不到40天，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与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90年前召开的“西湖会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将一时难以实现的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的政策，顺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潮流，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制定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确定了同实行合作的原则。但是采取什么形式进行合作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为解决如何实现国共合作，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了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中共中央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马林及张太雷 （负责翻译工作）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实现国共合作。起初，与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会议最终达成了一致，决定在孙中山改组的条件下，由少数负责人加入，同时劝说全体员以个人名义加入。至此，中共二大上提出的“党外合作”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形成了“党内合作”，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从理想成了现实。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

　　众所周知，西湖会议距中共二大仅一个多月，那么是何原因促成这一重大转变呢？本文从西湖会议的几位关键与会者入手，探究缘由.

　　作为共产国际代言人的马林在会上是主要发言人和主导者，提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推动民主革命的开展。他详细阐述了“党内合作”是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办法的理由：“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员加入，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加入社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员加入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手中夺取过来等等。”尽管这一建议和理由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其他与会者的强烈反对，但是马林最终拿出“撒手锏”，指出“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迫于国际压力，西湖会议最终是以一种互相谅解和退让的形式，达成“党内合作”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马林可以说是提出“党内合作”的先导者。在其来华之前，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开展民主革命工作未给他任何具体指示，所以在中国究竟该制定怎样的具体革命策略，完全依靠马林的个人经验，一是爪哇革命工作经验，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考察。关于前者，马林自己也曾经陈述：“我提出这些意见（即党内合作）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爪哇的成功经验使得马林深谙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并且对不同性质的党派之间的成功联合、共同战斗充满了信心。

　　关于后者，1921年12月至1922年3月，马林在中国南方进行了深入巡察。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开展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同中共进行联合的，只能是。主要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并且其组织松散，党纲宽泛，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由于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和罢工工人的关系也给马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林觉得与爪哇伊斯兰教联盟有相似之处，把融入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中是可行的。加之，中国革命的严峻形势让马林对中国小组的单独作战持悲观态度。在员依旧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加入，以加强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这种合作形式得到孙中山的认同，却遭到了中共的反对。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期间，马林正返回莫斯科，为促成国共合作按自己预定的方向发展，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当他携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纲领和指示再次来华，面对中共二大既定的“党外合作”的政策，严厉斥之为空洞的左倾思想。在其建议下，西湖会议得以召开。

　　作为中国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未出席二大，却出席了西湖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成功地承担了斡旋者的角色。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西湖会议的与会3名中央执行委员均明确反对马林的建议，气氛相当尴尬。面对这种情况，李大钊适时地采取了一个调和立场。他赞成陈独秀提出的条件，但是总的来说，他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表示，一是通过他与当面的接触，认为是个很松散的组织。单纯的员也抱有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不少，并且以无政府主义者虽加入，但仍未受到约束进行宣传活动为例，证明员倘若加入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二是断言采取中共少数领导人有条件地加入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通行的办法，既可实现中共二大的既定政策，又是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之策。李大钊的斡旋，给陈独秀等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党内合作”的联合方式得以顺利确定。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李大钊也是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者和坚定的拥护者。五四之后，李大钊就提出了“革命大联合”的思想。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开展和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传播，李大钊的联合思想日趋成熟，他把中华民族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放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位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同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建立平等、互助关系，结成世界革命大联合，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与的交涉方面，李大钊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孙洪尹、张继等私交甚好。西湖会议召开期间，他代表中国与孙中山讨论了“振兴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两人“畅谈不厌，几乎忘食”。通过接触，李大钊对的认识也逐渐加深，他肯定了坚持“民主主义的理想”，“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他认为，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开展大改造事业。在中国以为中心势力，员加入实现国共合作，是中共刚刚成立、力量不强大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合作过程中，保持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李大钊“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为之的“党内合作”思想，让他更加坚定、更为自觉地拥护联合战线。

　　西湖会议上，最终由陈独秀的“拍板”，才促成了中共以一种和而不同的方式接受“党内合作”，也正因陈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和声望以及公开场合的明确表态，才加速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改变观点以及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大以后，中共领导下的工农妇青运动探索开展。长期斗争中，人逐步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结使得无产阶级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同时，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也不断影响着人的思想转变。1922年1月，远东会议的召开，“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概念的提出，尤其是实践斗争的受挫，使得陈独秀在内的大多数国内人从排斥转变为愿意联合的态度。

　　之后，陈独秀起草的《中国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都清晰地表达了他愿意联合全国各革新党派共同开展革命的主张。但陈独秀所认同的合作是“平起平坐”的“党外合作”。中共二大上制定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一方面是自身对于中国国情和革命任务进行探索之后结合共产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个性极强的陈独秀异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意见的一种“对抗性”的表达。

　　但国共合作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的。“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看来创建不过一年、党员区区195人的中共根本无法与成熟的、号称拥有10万至20万党员的相提并论。另外，他认为只有最为合适中国革命，“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该将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国共合作的步伐从而裹足不前。同时鉴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以及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事实，都促使陈独秀不得不压制其独立个性，为获得的认同，“尊重国际纪律”，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最终有条件地接受了“党内合作”，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求同存异之举。

　　会后，陈独秀“联合战线思想”逐渐成熟完善，并通过多篇文章的撰写阐述、传达了他的主张。他认为必须要联合，因为“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革命目前的必由之路。但原则上，“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中”。同时“要在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 。

　　尽管今天看来，西湖会议上做出的“党内合作”的形式给后续革命开展埋下了隐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联合形式是当时最为实际、最合时宜的可取方式，体现了早期中国人的协作意识与大局意识。它毕竟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顺利实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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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作者：倪娜责任编辑：幽幽

　　二1939年8月29日，河南省永城县县长鲁雨亭率领抗日游击队900余人，集体参加新四军，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1总队，鲁雨亭任总队长。前面介绍的刘一鸿及其自卫武装，也是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主动写信联络，从合作抗日发展到编入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