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3年9月至1934年夏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全面展开。然而，由于博古和李德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进攻策略，红军屡次在战斗中受挫，损失惨重。随后，他们又转向了防御战术中的保守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的范围不断缩小，形势愈加严峻。与此同时，我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中央红军遭遇严重损失，苏区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红军第7军团接到命令，开始北上开辟新的苏区；而第6军团则被指令向西突围，开展游击战。尽管如此，中央苏区的压力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军队已经突破了外围防线，直扑苏区的心脏地带。此时，中央苏区内的枪声四起，红军几乎被军团层层包围。

　　相比之下，红军此时的兵力已不足十万，且弹药和粮食供给严重不足。经过半年的连续作战，红军伤亡惨重，每个师的人数已不足4000人。而博古和李德依然坚持以“堡垒对堡垒”的方式展开战斗，这种策略无异于让红军陷入死路。

　　1934年9月下旬，为了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的保密性达到空前的程度，参与人员多达200人，几乎涵盖了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五个省的军事与政治要员。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此次会议，会议的唯一主题便是“围剿”红军。这次会议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提出了震动全场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的核心是集中150万军队，并配合空军和炮火支援，逐步逼近瑞金，最终形成一个封锁圈。每当部队逼近红军防线时，便立即修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建设碉堡，构建火力网，甚至设立粮仓、弹药库及通信设施等。这种高度密集的防御措施显示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坚定决心。按计划，六个月后，围困圈将完全形成，红军将无力突围。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出动了12个师与红军作战，以吸引红军的注意力，迷惑其判断。在此过程中，红军的战略防线将遭遇极大的压力，最终陷入绝境。此次会议持续了长达一周，蒋介石信心满满地表示：“必定一战定胜负。”与会人员在他的情绪感染下，士气也达到了顶峰。会议中，作战计划厚重的文件上标注着“绝密”二字。

　　然而，蒋介石并未预料到，会议结束后的几小时内，这份“铁桶计划”的竟然被送到了中央苏区。早在1934年3月，项与年和卢志英等人便接受任务潜伏在江西省保安司令莫雄的手下。莫雄因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早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庐山会议期间，他也在现场。

　　会议结束后，莫雄带着绝密文件下山，并迅速将这些文件交给了项与年等人。经过紧急商议，大家一致决定，这份关乎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情报必须尽快送达。因此，项与年便承担起了将文件传递至中央苏区的重任。他装作乞丐的模样，经过层层封锁与盘查，最终成功将文件送达了周恩来的手中。

　　当中共中央收到这份情报后，迅速展开分析，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他们迅速决定，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正是这份情报，使得中共中央能够及时决定红军战略的大规模转移，这一历史决策成为中国革命中的转折点。

　　当时，这一情报的传递几乎没有人知晓，连毛主席等人都未曾得知其详细经过。由于当时局势十分紧张，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详细的说明，而转移过程又是如此紧急，任何人都未曾料到，这一举世瞩目的决策竟然源自一份情报。尽管此事的详细记录并不多，但莫雄和项与年为中央苏区传递情报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

　　毛主席在后来得知此事后，毫不吝惜地给予他们高度评价，称其“功绩巨大”。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特别指示等人要找到莫雄，并为他安排合适的工作。人民将永远铭记那些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