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踏上漫漫征程。仍逗留在苏区根据地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战士们，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困惑中。

　　几天内，战士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套崭新的棉上衣，每人发了两至四颗手榴弹、两至三双草鞋、几斤粮食，甚至为了避开空袭，每人还发了一束树枝作伪装。在根据地，这样大量发放和装备，以往从没有过，团里还补充了很多新兵。老兵们仿佛嗅到了大战在即的味道。

　　用在锋刃上的，自然是好钢——红四团前身是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响铮铮的“铁军”。

　　突破乌江天险、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长征路上大战血战，铁军一往无前。

　　身为先锋部队，红四团这把尖刀总是要第一个刺向敌人，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从瑞金出发之后仅一个月，红四团连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保证中央纵队顺利通过。待到遭遇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一役时，红四团抗击敌军整整15个团，死伤过半。用团长的话说：“每一分钟都得用血换。”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川，江宽水急，沿岸有十多处渡口。1934年12月31日傍晚，红四团抵达瓮安县城外江界河渡口南岸。渡口跟前共有三个寨子，其中老渡口跟前的寨子叫“老街”，两天前刚被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属侯之担率部扫荡过。所有船只和可以渡江的东西都被烧掉，甚至江边的房屋也被烧毁，欲陷红军于绝境。

　　当晚22时左右，中央接连发两封电报，要求二师次日起着手从江界河渡口过江，直取遵义。四团，自然是渡江的先锋。

　　天亮了，飘起雨夹雪，江面大雾弥漫。带人化装侦察，勉强能分辨出江水大约二三百米宽，乌江北岸火金山的山体为难以攀登的陡壁。从山脚至山顶，垂直距离大约有5公里，只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那便是通往遵义的大路。

　　因为只看得见对岸人影晃动，却难辨虚实，四团只好鸣枪火力侦察。对岸的火舌立刻穿过浓雾喷射了回来。敌人已在正对老渡口的地方安置了连哨，火力强劲；老渡口上游500米处有排哨，防守相对弱一点；距江面百余米的山坡上，地势稍缓的地方都修筑了工事；山上瓮水寺里还驻扎着预备队。

　　次日晨，红军总参谋长亲率工兵连来支援架桥，他还带来了一个消息：“追兵薛岳部距离这里只有不到三天的路程了。”兵贵神速，师长陈光指示要避敌锋芒，在老渡口上游500米的地方，组织强渡。

　　下午，战士们大张旗鼓在老渡口南岸搬运架桥用的南竹和门板，吸引敌军注意力。而此时，渡口上游500米处，南岸的天然大山洞老虎洞里，和杨成武正挑选勇士，打算悄悄带一条绳索游到对岸去，为全团强渡做准备。

　　1935年1月2日9时，第一次强渡。8位勇士每人携一支驳壳枪，头上顶着绑好的手榴弹，赤膊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与此同时，老渡口那边部队的佯攻也开始了。可惜，仅仅十几分钟后，敌人就识破了佯攻之计，开始射击。

　　虽然在火力掩护下，8位勇士毫发无损游到对岸，可架桥用的粗草绳在湍急的江水中变得沉重无比，根本无法拉过去。只得再派一只竹筏，可被对方炮火压制无法靠近。8位勇士不得不被召回。就在回程中，一位福建籍战士因已经赤身冻了两个多小时，体力不支，没能游回来，成为强渡中红四团牺牲的第一位勇士。

　　2日入夜，第二次强渡。这次共派出三只竹筏，大家相约在北岸登岸后，以电筒光报信，待凑足一排人后，就向敌突袭。三连连长毛振华亲自率四名战士携一挺机枪登上一只竹筏。雪夜里，竹筏很快消失在一片漆黑中。半小时后，有两只竹筏被江水冲到下游两三里远的地方，只得返回。而毛振华的竹筏一夜没有音讯。

　　3日晨，天出奇地冷，一夜大雪把江边的南竹都压弯了腰。已经等待了两整天的派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带来消息：“薛岳部已经离这里不远了。”情况已十分危急，四团必须立刻过江，否则，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危险境地。

　　这时，四团战士和军委工兵连已经扎制出60多只竹筏。没什么好说的，硬闯吧。对岸，敌军某团长向上级报告“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于是敌人增加了一个独立团来支援。江北岸的侯之担守兵已达3个团之多，在半山上增加了许多帐篷，迫击炮也不断向红军轰击。

　　3日9时，第三次强渡。还是在老渡口上游500米的地方，三只竹筏先载着十多位战士向对岸划去。敌人疯狂射击，一只竹筏上划水的竹篙连断三根。距离敌岸只有50米的时候，敌人工事下方忽然闪出几个人影。

　　之后，对敌抵近射击的轻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相继传来，敌军的军事哨竟然被端掉了。靠岸后大家才发现，从天而降的“内应”正是昨晚失踪的毛连长和那四个战士。

　　毛振华，这位湘江边长大的农家子弟，瘦高个、大嗓门，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强渡乌江时才二十四岁。头晚，他带队成功到了对岸。因对岸无沙滩，也无藏身之处，敌人军事哨又在头顶不远处，连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只能很小心地划了火柴报信。可惜，这一点点亮光并没有被我军察觉到。一直不见后续人马赶到，毛连长不敢贸然行动，只能挤在岩石跟前过夜。3日晨，当看到部队又派出竹筏强攻时，才主动接应了上来。

　　少顷，战斗开始。十余位战士在毛连长带领下向山上爬，在轻机枪的掩护下，战士们端着刺刀直接冲进敌军排哨的工事，毙伤敌人过半，排哨的抵抗线被攻破。

　　继续向上，攀至陡峭山体上的一条羊肠小路时，敌人增援的一个营居高临下压了过来。羊肠小道如此狭窄，十几个战士冲不上去，上面的敌军也下不来。南岸这边，红军重火力全开给予支援，暴露在山上的敌军就像滚石一样，纷纷滚落到江里去。

　　剩余的竹筏也划了过来。一营营长罗有保带着一排人又发起一次冲锋，把敌人打退了一点点。可陡峭山道上，部队实在无法展开，攻至半山无法再进，被迫停止。侯之担的“健将”林秀生这时又跑来前线督战，敌军火力猛增，红军最靠前的一个班大部分伤亡，被迫后退。敌人企图追下山来，红军又用一个班顶了上去，双方再次相峙在狭窄的山路上。

　　这时，罗有保发现左侧一处石壁有可能攀爬，赶紧派一个班前去试试。危急关头，战士们竟真的摸着峭壁攀登而上。很快，这个班的战士出现在了敌军右前方的一个石峰，两个方向的战士形成交叉火力，敌人有些站不住了。

　　江这边，守在团指挥所的二师师长陈光一直通过望远镜注视着战斗进展。眼看敌人的增援部队向罗有保反扑，他赶紧把几十米开外炮兵阵地上的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和指导员王东保叫来。

　　赵章成是红军炮兵的鼻祖，曾在白军部队当过炮兵副连长，1931年在江西参加了红军。这时他手上只有两门迫击炮和5发炮弹，熟练指挥战士们把炮安放在地上挖好的圆坑里之后，他单手托起一颗炮弹。

　　没有瞄准镜，只能靠经验和目测。赵章成拉开弓步，闭上一只眼瞄了瞄角度，就把炮弹推入炮膛。“轰”一声巨响，炮弹炸在对岸敌群的后方。待浓烟散去，赵章成仔细观察了一下弹着点，又拿起第二发炮弹。这一次，他将炮弹双手举过头顶，单膝跪地，口中念着“不怨天不怨地，我是奉命射击，冤鬼不用找我！”这个做法不禁让他身后爆发出一阵哄笑。

　　第二发炮弹入膛，“轰”，这次正好炸在敌军正中间。第三发、第四发，炮弹在敌军阵营里炸出一个品字形，烟雾散去之后，但见三个炸点周围一片尸体。剩余的敌人潮水般向半山腰公路涌去，被压在狭窄山路上的战士们趁势登山追击。不到中午，江北岸火金山就被红四团拿下了。当时，红军在山上作战的指战员共有21人。几天后，由担任总编的《红星报》上，对这些勇士都给予了点名表彰。

　　3日傍晚，一条长三百米、宽四五米的浮桥终于架好。四团首先过江，朝遵义追袭。途中，“捡”到黔军留下的70多发迫击炮炮弹，让赵章成得了份厚礼。

　　四个月后，5月27日，又一条大河——大渡河拦在红军面前。红四团再次担起先锋重任，一昼夜奔袭120公里，赶到泸定桥。战士们徒手攀铁索过桥，冲入敌阵，抢下铁索桥，占领泸州城。

　　8月21日，红四团作为先锋部队，走进“人间地狱”松潘大草地，用了4天4夜，用生命探路，为主力部队插示路标。

　　9月16日，在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甘肃岷山腊子口，红四团刺刀杀出血路，打开腊子口，让全盘皆活。

　　接替担任团长的黄开湘，抵达陕北后身患伤寒，昏迷中意外触动枕畔手枪，中弹身亡。原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切尾巴”战役中牺牲。突破乌江建奇功的勇士毛振华，也在长征的最后一次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四团所在的红二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首战就是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如今，它是济南军区的一个部队，依然延续着铁军的精神。

　　电视剧《长征》里，有这样一组镜头：刚渡过被血染红的湘江的，坐在担架上一面询问突围后的军情，一面连连喟叹：“我的三十四师，我的三十四师！”

　　喟叹的正是担任长征后卫的红五军团34师。这支长征途中牺牲最惨烈的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仅幸存时任该师100团团长韩伟一人。

　　“父亲不苟言笑，到了晚年也绝少提战争往事，他总讲自己只是一名幸存者。”64岁的韩京京生在北京，最流连的却是福建，因为那里安放着父亲韩伟和其众多弟兄的英灵。“到了弥留之际，父亲还在念叨湘江战役牺牲的闽西子弟们，他说他这个将军是他们拿鲜血换来的，当年要能将他们带过湘江，福建也会多出个将军县。”

　　韩伟，湖北黄陂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并跟随上井冈山。长征途中率部完成掩护主力突围后，因跳崖而幸免于难。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些年，韩京京没少往湘江跑。将自己看作“红34师的儿子”的他，有时候一个人坐在江边，听江水拍岸，设想当年父亲和红34师如果顺利渡过湘江，历史又会怎样。

　　只是历史没有假设。1934年10月，红34师从江西于都出发长征，并作为后卫部队，一路“拿棍打狗，边走边打”，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向西突围。

　　湘江战役前夜，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会同军团长董振堂紧急召见红34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等干部，董振堂拿出一份军委电报向他们下达指令：“坚决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湘南打游击。”

　　11月25日，中革军委给34师下达最新命令，一改原初要求的坚守三天，让他们从11月26日一直到12月1日，坚持打满6天阻击战，待中央纵队完全过江才得撤离。

　　11月28日，一个异常阴冷的冬日。陈树湘指挥红34师在湘江东岸、广西水车一带山上刚筑起阵地，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已尾随而至。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吃过陈树湘苦头的周浑元，认定红军已兵败如山倒，遂亲督数十倍于对方的兵力，想毕其功于一役。

　　陈树湘率部历经三天三夜，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掩护主力红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彼时已直接归属中革军委指挥的红34师接到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

　　然而，机会已然消逝。陈树湘的部队距湘江渡口近百公里，但通往渡口的所有道路已为敌封锁，被截断在湘江东岸的他们成为一支再也无法到达彼岸的孤军。

　　凶残的敌军很快发现了这一点，几路军队和民团纷纷合围而来。红34师的险恶处境还在于他们几无储备。由于总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早已被走在前面的部队筹集一空，他们已断粮多日，身上的单衣更是难挡桂北连绵的冬雨。

　　又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来临，陈树湘率部向东突围，与中央红军行进方向完全相反。这时的他已做好两手打算——突围出去，到湘南打游击；如若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12月3日下午，部队在广西全州县文塘村一带遭遇桂军两个师堵截，在电台边与中革军委发报联络的师政委程翠林不幸为敌炮弹击中。此时全师剩余只有几百人，被敌人冲散成零星数股。

　　陈树湘率余部向湘南转移。12日晨，在牯子江渡口抢渡的江面上，他被击中腹部。14日，当队伍行进到道县四马桥附近的禾田村时，再次遭遇当地保安团一个营拦截。此时他身边的战士不足百人。当战士们要求掩护师长突围时，他的回答铿锵有力：“现在已没有什么师长、战士之别，我们都是战士，宁死不做俘虏！”

　　在安排参谋长王光道带队突围后，他身边只有几名战士。而敌人兵力已由最初的一个营增至三个县的保安团。

　　当腹痛难忍多次昏死过去的陈树湘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成了俘虏。敌人趁夜用担架抬着他回城献功。这位刚烈的汉子岂能忍受这般屈辱！眼看天快亮了，他缓缓解开上衣，撕下警卫员给他扎上的绷带，用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生生拽了出来，再忍着剧痛将它们扯断……

　　敌人把牺牲后的陈树湘头颅割下来，送到长沙城，挂在小吴门城墙上。据说从这里可以远眺到他的家。年仅29岁的陈树湘终于魂归故里，而他年轻的身体则永远留在了湘江支流的潇水河畔。

　　韩京京说，陈师长没有后人，连外甥、侄子也没有。“他留下的唯一一张像，还是根据我父亲口述绘制的一张画。”

　　这支部队最终突围者不足百人。韩京京说，那些负伤掉队或被打散的战士，不仅要面对数万军，还要提防极度凶残的地方民团。他们杀死红军战士，有时只为了得到一根牛皮腰带或一只搪瓷茶缸。每念及此，韩京京都会哽咽不止。

　　作为长征后卫军团的红五军团，下辖13师和34师。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在失去34师后，红五军团继续履行“铁闸”之责。1935年4月底，军团长董振堂率部坚守阵地9天9夜，把十多万追剿部队堵截在唯一的道路上，保障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

　　此后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合编为红五军后，董振堂所率部队依然作为后卫，直至迎来长征的胜利会师。一直行进在队伍最后的红五军团，捍卫了“铁流后卫”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