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羊娃到开国少将，在这位百岁老人讲述往事的沙哑嗓音中，那段峥嵘岁月仿佛重现记者眼前。

　　王扶之原名“王福治”，1923年出生的他，自小便跟随父亲在地主家打长工。老人回忆说，那时候经常听人讲红军队伍给穷人分田地的故事。

　　1935年，红军长征时来到了王扶之所在村庄。12岁的王扶之挺直了一米六的身板，站在了红军招兵处的门口。虚报自己17岁的王扶之经过再三请求，终于如愿参了军。当时谁都不曾想到，这个连枪都扛不稳的“红小鬼”，日后会成为叱咤疆场的铁血战将。

　　登记花名册时，文书听到“王福治”的读音，不由念起“大厦倾危，国人扶之”的句子。文书对王扶之说：“我看你不如叫王扶之吧！”从此，“王福治”成为了“王扶之”，放羊娃成为了小红军。

　　“那会就想着能吃上白面馍，谁知道一扛枪就是一辈子。”老将军回忆起自己的参军经历时，忍不住地咧嘴笑。

　　入伍动机简单质朴的王扶之，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叫“革命”，直到那堂特殊的党课。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当头顶的“红星”要换成“青天白日”，王扶之难以接受，甚至产生了离开队伍的念头。

　　组织科长听闻此事后，对王扶之等几名战士进行了严肃教育：“国难当头，改编又不改心，红旗还在我们心里！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军，我们为了全民族而战！”从此，一心跟党走，一心为中国，成了王扶之一生的志向。

　　14岁那年，刚刚成为一名员的王扶之就亲历了那场彪炳史册的平型关战斗。此次与记者一同前来探访老将军的，还有“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第47任指导员栗新朝。

　　栗新朝带着全连官兵的崇高敬意，也带来了荣誉室里珍藏的“传家宝”——一把布满暗红锈迹的大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看到大刀，王扶之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口中不自觉地哼唱起《大刀进行曲》，随后便向记者讲述起当年的故事。

　　“那条沟太险了，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两侧是几十米的断壁，就像老天特意为咱们挖出来的伏击地。”老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弧线。

　　王扶之清楚地记得，当天夜里暴雨如注，战士们用油布包裹着武器弹药，踩着没过小腿的泥泞向阵地进发。“雨太大了，我们只能摸着黑往前走。”老人回忆道，“不少战士滑倒了，但没一人吭声，都怕暴露目标。”

　　1937年9月25日清晨，王扶之和战友们经过一夜风雨侵袭，忍受着饥饿和寒冷，隐蔽在潮湿的阵地上，终于等来了敌人的辎重和后卫部队。7时许，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线开火，炮弹爆炸声和冲杀呐喊声，在山谷里回荡。

　　战斗在清晨打响，一直持续到午后。回忆起当时的战果，老将军眼中满是自豪：“我们缴获了敌人1000多支步枪、20余挺机枪还有一门大炮呢！”而作为测绘员的王扶之，因想给部队缴获一个日式望远镜，被弹片击中左脸，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疤。

　　在之后的烽火岁月里，王扶之越战越勇。从手持梭镖的小战士，到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他身上那股不惧生死、冲锋在前的劲儿，没有丝毫改变。

　　1949年1月，时任39军115师343团团长的王扶之主动请缨，带全团受领解放天津城的主攻任务。为摧毁敌人碉堡，顾不上横飞的子弹，王扶之拎起炸药包就往前冲。警卫员拼死拽着他：“团长，您不能去！”得到的回应却是王扶之眼睛一瞪：“怕啥？我死了，你来当团长！”

　　这一冲，王扶之接连端掉了3座碉堡，而代价是腿上多了个血窟窿。“只要我还在，就是对战士们的鼓舞！”最终那面象征着胜利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

　　记者问老人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老将军摸着胸前的勋章，沉思良久说：“没给红军丢人，没给国家丢人。”

　　采访接近尾声，王扶之殷切嘱托官兵们要赓续“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并饱含深情地为连队题写光辉的连魂——“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