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中央红军只有1万多人，而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共8万余人。凭着枪多势众和在党内的资历，张国焘想当领袖的野心昭然若揭，对遵义会议后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不“买账”。

　　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的方针。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甚至想以超越组织原则的方式胁迫中央跟着他南下，红军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就发现张国焘图谋不轨。那天，张国焘突然请、彭德怀去吃饭。

　　回忆说，席间，张国焘东拉西扯，开始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同时，张国焘还派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向展开攻势。一天，、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会后，陈昌浩把留下，说还有事情谈。陈昌浩的谈话明显是动员站出来反对，否定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

　　的回答，自然是让陈昌浩很失望。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就坚定地支持了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个信念从未动摇。

　　张国焘企图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和一方面军内部各部队的团结，准备把和调离一军团，到三十一军去当政委，到另外一个军去当军长。

　　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时时警惕。我觉得这不是宗派主义，这是路线问题。”

　　一提到“路线”这根敏感的神经，心头突地冒起一股无名火，他竟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什么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那么，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一方面军才有1万多，他有8万多。”

　　紧握的拳头也猛地在桌子上敲了一下，桌上的一个盘子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吗？”

　　的资历很深，是我党创建初期的老党员。1924年10月，他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次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

　　读黄埔四期时，正是他的老师。南昌起义时是连长，而此时以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长（部长是周恩来）的身份兼任了起义主力军十一军的党代表（军长是叶挺），地位高于很多。

　　红军时期，与小其8岁长期搭档，对来说是一件幸事，避免了他犯一些不必要犯的错误。早期很器重的何长工，南昌起义时与同为连级干部的萧克，在与四方面军会师后，都因没看清局势而接受了张国焘的拉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8月20日，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夏洮战役下一步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主力要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向陕甘发展。列席会议的完全拥护的报告，认为张国焘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荒僻地区的主张是错误的。

　　9月20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出席这次会议，他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

　　与后来都是各领几十万人的野战军统帅，都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