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河奔涌不息，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红路”中国百年征程红色纪念地寻访展以 “溯源革命起点寻访路”“重走抗战解放征途路”“探寻建设发展前进路” 三条精神脉络为经纬，展现中国带领人民从苦难走向复兴的伟大历程。

　　本期线上展聚焦中国成立的历史坐标，探寻中共一大如何在风雨中点燃革命火种；追溯红军诞生与长征的壮阔历程，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井冈山根据地的星火燎原，从于都出发到遵义会议扭转危局，再到将台堡的胜利会师，看工农武装如何在血与火中开辟道路。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线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被迫中断。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但是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商讨后，一致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举行了，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的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赞成，觉得这个安排很妥当。

　　南湖会议继续着上海30日未能进行的议题，讨论并通过了中国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组织制度，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最后，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建立中央局，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说：“中国产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骤然响起的枪声，撕破了中国近代史最沉重的夜幕。

　　彼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之中。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5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曾经并肩北伐的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人从血泊中清醒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七月下旬，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在九江秘密策划，周恩来受命从武汉赶赴南昌，贺龙率二十军、叶挺率十一军昼夜兼程，两万余部队悄然集结。起义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决策者们将起义时间从原定的凌晨四点提前两小时，这个关键决断让守军错失反扑时机。

　　这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革命者发动的起义，以不足三小时的激烈战斗，在驻军猝不及防中夺取了南昌城。起义以霹雳手段昭告天下：人民的军队自此诞生，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后，中国革命陷入低谷。根据敌强我弱的现实，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想。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建立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成立工农兵政府。1928年4月，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与会师，组建红四军，形成朱毛红军的核心力量。

　　在五百里井冈的密林深壑间，红军创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办红军造币厂、被服厂，建立红色圩场。面对四次“会剿”，军民依托黄洋界等五大哨口构筑防线，以竹钉阵、滚木礌石等土法击退强敌。1928年冬，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首次系统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井冈山这片红土地上生长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层峦叠嶂的偏远山区，从此成为中国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摇篮。

　　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古田镇廖氏宗祠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会议悄然召开。、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通过三天激烈讨论，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为中国和人民军队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核心原则。

　　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后，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因成员复杂、环境艰苦，逐渐暴露出问题。敏锐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任务。”在党中央“九月来信”指导下，会议明确“党指挥枪”的根本方向，要求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建立政治教育制度。

　　这场会议不仅化解了红四军的生存危机，更从思想、组织和制度层面重塑了人民军队的魂魄。决议中提出的“思想建党”原则，成为中国加强自身建设的永恒课题。古田会议精神指引着红军从游击武装成长为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为长征、抗战乃至全国胜利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根基。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肆捕杀人，党员数量锐减。惨痛的失败让中国深刻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受此形势影响，陕甘地区的人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探索。

　　开展兵运工作受挫后，人总结起义经验教训，认识到要走井冈山道路。1931年，刘志丹创建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队合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此后，在寺村塬、照金创建苏维埃政府，虽遭围剿失守，但保存了革命火种。1933年包家寨会议后，部队前往敌人力量薄弱区域，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任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在中国革命史上意义重大。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在于都河畔集结休整，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红军战略转移的“第一渡”，于都被誉为“长征精神发源地”。

　　当时，为掩护红军渡河，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捐出门板、木料协助架设浮桥，献出船只运送战士，甚至连夜火把照明支援夜间渡江。周恩来曾感慨：“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渡河后，中央红军由此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周恩来等领导人从县城东门渡口出发，留下了“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的壮烈诗篇。

　　如今的于都，不仅是历史坐标，更是精神高地——长征第一渡的滔滔江水，始终奔涌着中国人的初心使命，激励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1935年1月，凛冽寒风裹着黔北的冬雨，贵州遵义老城一栋灰砖小楼里，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彻夜进行。彼时，中央红军刚经历湘江血战的惨痛溃败，8.6万将士仅存3万，军事指挥权仍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把控。狭窄的会议室中，油灯映照着紧锁的眉头，他攥着半截卷烟，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略错误：“打阵地战像叫花子和龙王比宝，焉能不败？”

　　三天激烈争论中，张闻天、王稼祥率先支持，周恩来毅然交出指挥权。会议最终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进入政治局常委，确立了“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新战略。决议通过那夜，冻雨渐歇，周恩来感慨：“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

　　这场“中国革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转折，让红军重获生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神来之笔”接连上演，濒临绝境的队伍撕开包围圈，踏出通向陕北的血路。从此，红星照耀的旗帜下，一个政党在自我革新中淬炼出扭转乾坤的力量。

　　贺龙紧握红一军团代表肖锋的手：“终于见到中央红军了！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城堡东侧广场上，11500余名将士点燃篝火，《国际歌》的旋律，在葫芦河畔久久回荡。次日，站在土台上，向红二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寒风中他的川音铿锵：“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

　　平台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