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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以后,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一天天处于不利地位。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共两党分道扬镳。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湖南的农动在全国堪称典范,部分县的农动由毛主席直接领导。
从广州农动讲习所训练出来的骨干分子,被毛主席派往各县农民协会担任特派员。
何长工是湖南华容人,毛主席对该地区的农动颇为关注,曾派张子清同志与他们建立联系。
倘若当时能再坚持一个月,别说许克祥的一个旅,即便十万、几十万大军也难以湖南的革命运动。
然而,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者并未采取主动积极的反击策略,反而纵容反动派对革命的,下令让进攻长沙的革命武装撤退,还陆续调走主要的革命骨干。
当时,我党直接掌控的还有一支部队,它由武汉政府警卫团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而成,该团的基础是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实际上仅有一个营),是在河南回师杨森、夏斗寅叛变后改编的。
团长是卢德铭(据说由叶挺独立团的连长晋升而来),副团长为余洒渡,参谋长是辛华文,他们均为黄埔军校第一、二期的学员。
“马日事变”后,该团迅速组织招募委员会(杨立三同志是负责人之一,他曾是某区农民协会特派员,与滕代远同志一同在长沙近郊开展农动工作),在湖南、湖北两地招收因局势动荡而无法立足的工农革命积极分子、员和共青团员。
他们所在的团编制庞大,一个连就有一百二三十人,其中许多是大革命时期县委一级的干部,还有不少是大学生。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支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编而成的军官教导团,该团团长为杨树森,陈毅则担任党委书记。
队伍继续前行至田家镇,得知敌人已在九江布下天罗地网,张发奎也已做好应战准备。
于是,众人在船上紧急召开会议,最终决定在阳新与大冶的结合部黄颡口登陆,改走陆路,以最快速度行军,力求与南昌起义主力部队会合。
会上,首次开展了肃反工作。第三连连长竟是反革命分子,他察觉情况不妙,竟企图携枪潜逃,被发现后当场乱枪击毙。
此时,部队与党中央成功取得联系,随即着手准备秋收暴动,并迅速成立了秋收暴动总指挥部。
李林的部队以及王兴亚率领的江西萍乡工人纠察队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等部则被编为第二团。
干部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何长工所在的第五连也被解散,大部分人员被分配去担任党代表或连级干部。
此时,“八七会议”已顺利召开,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举行秋收暴动。
然而,驻守铜鼓的王兴亚所率第二团虽率先攻入浏阳城,但由于未能与第三团取得联系,不久便被从长沙赶来的三个团的敌人击溃,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团行至浏阳张家坊至白沙一线时,得知第二团已被敌人歼灭,于是回师向修水、铜鼓之间靠拢,打算与何长工等人会合。
而何长工他们与第四团一同攻打平江,战斗打响后,第一营、第二营接连失利,第二营营长锺文璋也下落不明。
彼时,毛主席尚未抵达部队,大家作战经验尚浅,仍沿用北伐战争时期的正规战战术。
由于未能集中优势兵力,精准打击敌人弱点,反而将队伍分散成几路出击,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
再加上当时暑气逼人,不少士兵染病,药品又极度匮乏,部队整体健康状况堪忧,只得在文家市休整了一两天。
就在部队向文家市进发之际,毛主席为领导秋收起义,正从湖南省委赶往铜鼓山地。
毛主席强调,哪怕是一根禾草、一个鸡蛋,都绝不能拿,更不能侵犯老百姓的一丝一毫利益。
只要军队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始终站在同一战线,血脉相连,就必定能取得胜利。
毛主席形象地比喻道,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脱离了群众,军队就如同失去水的鱼。
唯有与群众紧密结合,在群众中汲取力量,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从而走向胜利。
无论是工农群众,还是知识分子,都能听得津津有味,既不觉得内容深奥难懂,也不觉得浅薄乏味。
由于事先并不知晓这一情况,大家还误以为来的只是一些地主武装民团之类的势力。
而第一团行至泸溪与莲花交界处的三岔路口时,遭到了预先埋伏在此的敌人拦截。
后来,他们攻打莲花县城,当时城内仅有一百多人的保安队驻守,最终被他们成功攻克,还活捉了县长(据说此人是员,后来被释放)。
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派人去与中央、省委和县委取得联系(当时派出去的有余洒渡、苏先骏等人),同时整顿部队内部。
龙超清的父亲是江西省议会议长,他凭借这一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的工作,外界无人怀疑。
与此同时,部队也开始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向袁文才、王佐送去几十条枪,他们答应让部队在茅坪设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当时,部队中有些受不了艰苦、意志动摇的人,部队规定,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日后若想回来还能再归队,大约有五十多人选择了“请假”离队。
古城会议后,部队开始开展游击活动,“游击”这个名称是后来才使用的,当时他们称之为“行动”。
古城会议结束后不久,部队便开始了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重点打击向东的保安司令罗霖所部。
在占领茶陵后,部队在该县邮局截获了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写给方鼎安的信件,信中他们企图出卖部队。
民团里有不少老兵,他们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射击精准,战斗力颇强,这使得湖南的反动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而且湖南和江西情况迥异,湖南地方军众多,而江西不仅没有地方军,民团力量也很薄弱,只有客军。
毛主席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情况,巧妙地利用这种矛盾,制定了各个击破敌人的策略,决定首先消灭井冈山附近的民团。
罗霖是湘东几县的保安司令,行事霸道,如同土皇帝一般,但他的部队实力相对较弱。
此时,毛主席派何长工前往湖南省委、衡阳特委,一方面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另一方面伺机与邻近的革命力量建立联系。
当队伍行至茶陵坑头宿营时,何长工连夜大声呼喊冤枉,却只字不提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是从的队伍里偷偷跑出来,准备去找我哥哥的。你们这里地方机关众多,我根本走不了。”
省委指示他绕道前往粤北去找惠(阳)潮(安)梅(县)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粤北湘南一带活动。
有一天,何长工在韶关的一个澡堂洗澡,偶然听到在此洗澡的范石生部下的军官说:
在赣州,他遇见了正在巡视工作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王亮同志,两人结伴前往万安,恰好赶上万安农民起义。
后来,农民自卫军将他们送到万安,何长工恰好遇到了自己的部队,这才得以归队。
何长工向毛主席坦言,自己从法国回来后就投身革命,对旧社会的那一套行事方式毫无经验,而袁文才、王佐等人行事果断,且可能心怀二心。
“那些人说得快做得快,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口念阿弥陀佛,心想肉和萝卜”,他去做这个工作,怕是无法完成任务。
群众也会对我们产生不信任,觉得我们山下和山上是两套做法,山下是‘文秀才’,山上是‘武秀才’。”
于是,何长工准备了两天,背上包裹,带上一根棒子,拿着毛主席写给王佐的一封信,独自上山去了。
王佐出身于当地的裁缝家庭,他身材矮胖,眉清目秀,颇具豪侠之气,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
他识字不多,不会写文章,但却擅长修改文章,还看了不少小说和戏剧,历史知识比较丰富。
要想争取和发动群众,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而首要任务就是对袁文才、王佐的两支队伍进行革命改造。
这两支队伍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土籍和客籍之间各自为营,地方主义思想严重。
他们虽打着农民自卫军的旗号,袁文才、王佐也自称总指挥,却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了解决土籍和客籍之间的矛盾,以及山上和山下的冲突,毛主席费尽心思,井冈山特委和宁冈、遂川县委也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彻底改造这支队伍,还需要派人深入其中开展工作。
一开始,对方对何长工的善意以及帮助他们的诚意心存疑虑,不让何长工与王佐的干部和士兵接触,开会时也对他避而不见。
由于语言不通,何长工起初也无法与他们深入交流,只能大致了解他们的情况、性格和习惯。
起初,何长工并不急于开展正面工作,而是先与王佐的母亲、哥哥、嫂子等亲属建立良好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何长工先向她们讲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再借助她们去劝说王佐不要滥杀无辜。
这个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反动地主武装的总指挥,不仅是王佐的仇敌,也是井冈山七县人民的公敌。
他在反动地主武装中势力强大,气焰嚣张,根本不把王佐放在眼里,王佐常常挨他的打。
他们决定由王佐带人去打永新城内尹道一的指挥部,何长工则带领王佐部第二营的一个连埋伏在井冈山的旗锣坳。
尹道一的队伍一路搜索至旗锣坳,便大摇大摆地停下来休息,有的吃饭,有的躺着睡大觉。
“封建势力并不可靠,就算是父子兄弟,也会有对簿公堂的时候,只有革命的团结才是最可靠的。
你在山上是无法发展壮大的,如果你不投身革命,就难以立足,你的队伍迟早会被别人消灭。”
当时何长工年轻,又擅长唱歌,而且他是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很了解士兵的想法。
那时的三十一团,服装整齐,既是一支军队,又像一所学校,不仅能打仗,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筹集款项等。
他们组织王佐的部队参观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还举办了群众大会和座谈会,以及参观分田地的情况,参加了庆祝分田地胜利的大会。
不过,你可以先开展一些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处理好军民关系,尤其是要打破山上山下之间的成见,不能搞地方主义。”
渐渐地,袁文才、王佐的阶级观念和群众观念树立起来了,他们还提出了入党的请求。
何长工与毛主席商量后认为,如果没有不良记录,在具备进步表现的基础上,是可以吸收他们入党的。
后来,根据他们的请求,这两支部队被改编为三十二团,袁文才担任团长,王佐担任副团长,何长工担任党代表。
从三十一团调来了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像连指导员、支部书记、宣传干事、组织干事等。
改编为革命军队后,自然要按照革命军队的制度办事,废除打骂制度和肉刑,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进行革命训练。
一九三〇年攻打长沙时,就是这支部队参战,在长征中,何长工发现这支部队的有的司号员已经成长为团政委。
一九二八年三月,朱德的部队在湖南郴县、宜章一带组织暴动,湘粤两省的敌人开始调兵遣将,直逼暴动总指挥部。
“军旅之事,我未曾学过。我不是军人,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当师长有点名不副实,不过,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现在要依靠大家了。
我们有这么多的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大家来当参谋长、当师长,就不愁打不好仗。”
部队兵分两路向湘南进军,毛主席率领三十一团主力向东、汝城方向前进;三十二团则向彭公庙、资兴方向进军。
该师人数众多,但匮乏,成员都是湘南各县的起义农民,斗争积极性很高,作战十分勇敢。
何长工所在的三十二团和邓允庭的第七师装备较差,弹药不足,不适合打正规战。
不过,他们声势浩大,群众也为他们摇旗呐喊,敌人摸不清虚实,一交战就往后退。
在那里,正好遇到了从桂阳、郴州赶来的陈毅同志,他还带领着一部分起义农民和党团的地方机关人员。
“如今兵荒马乱,你们几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口音混杂,穿着打扮也各不相同,还带着油印机。
杨载福是工人出身,性格十分倔强,他说:“我是湘南特委书记,去你们井冈山做什么?”
“这不是谁逃到谁那里的问题,关键是你们的安全。如果你们发生意外,日后毛委员是会责怪我们的。
何长工和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说得满头大汗,却始终无法说服他们,杨载福和席克思依旧坚持要走。
大家都是员,干革命的,应该有点经验了,这样不是自己送到虎口里叫敌人吃掉吗?”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些同志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如今不应再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但他们的牺牲确实不够理智。
何长工很遗憾当时没能说服他们,那时大家都还很年轻幼稚,何长工只有二十八岁,血气方刚,说话比较鲁莽,也许是因为沟通方式不当,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有一次何长工和陈毅同志谈论起这件事,担心是不是自己说话得罪了他们,陈毅同志表示没有。
此后,何长工他们与陈毅同志的队伍,以及一些县的农民自卫军、县委机关,一同向井冈山撤退。
何长工与总司令会面,向他辞行返回宁冈,准备会师事宜,并询问总司令有何指示。
总司令说:“好吧,你回去准备吧!第一是准备粮食,第二是准备营房,第三是准备开一个会。”
何长工回到山上后,寻求宁冈县委的帮助,选定宁冈古城东南的砻市作为会师地点,开始着手准备。
在酃县与方鼎英的队伍遭遇,发生了一场战斗。不幸的是,张子清同志在战斗中负伤。
朱德担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担任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陈毅担任十二师师长。
部队编为六个团,分别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
为了交流经验,两支部队的干部进行了部分对调,何长工从三十二团调到二十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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