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期间，有一个特殊的单位，它的名字是干部团。这个团体，以其独特的性质和历史意义，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成为了红军中最精锐、最具纪实性的“团”之一。干部团由4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组成，兵力总数约为1480人。即使与其他主力团相比，干部团的兵力和结构也毫不逊色。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干部团的成员远非普通的士兵。第一营和第二营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主力部队的连队或排级干部；第三营则由来自红军两个步兵学校的政治科学员组成，大多数是连队指导员和机关干部；而第四营的学员，则全是炮兵、工程兵和机枪等专业的干部。至于干部团的“上干队”，成员大多是营、团级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极为优异。

　　事实上，所谓的“干部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团”组织，更多的是一个为了方便称呼而形成的名词。它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一所“流动的军校”，为红军的一线部队培养和输送干部。干部团不仅对军官进行军政和特种专业技术的培训，还能够随时为前线部队提供指挥员支持。因此，干部团在长征过程中，既是培养干部的“大熔炉”，也担负着“御林军”和“救火队长”的双重角色。

　　那么，为什么在长征前夕要成立这样一个特殊的单位呢？实际上，早在1934年10月1日，红军学校、两个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便合并，成立了统称为“红军学校”的组织，这也成为了干部团的前身。随着长征的开始，这一组织正式定名为“干部团”。

　　干部团的成员，不仅是红军的骨干力量，而且团内的领导班子配置相当豪华。团长由开国大将陈赓担任，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政委是开国上将，他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参谋长钟伟剑，则是曾担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的军事专家；政治处主任是开国中将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是开国中将方强。而干部团的营长和政委，几乎都是红军学校或者野战部队的高级干部。

　　除了领导班子的豪华配置，干部团的装备也相当出色。整个干部团的1480名成员，每人配备了长短两支步枪，此外，团内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还佩戴着与众不同的钢盔，这些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足以令敌军震慑。在敌军眼中，这样的装备在任何部队中都不算逊色。

　　干部团的定位是为一线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因此，它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参与战斗。然而，作为军委纵队的“御林军”及红军的“救火队长”，干部团在执行任务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确保红军的核心中枢安全。

　　长征期间，干部团直接听命于主席，总长亲自指挥。干部团参与了多次战斗，表现出色。第一次战斗是在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中。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联合围攻川军王牌郭勋祺的部队，但因情报失误，陷入了僵持局面。此时，主席下令干部团驰援青杠坡，成功打破敌军防线多人，最终成功撤离。

　　接下来的战斗中，干部团继续为红军立下赫赫战功。在的指挥下，干部团不仅协助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困，还成功突破了金沙江，为3万名红军成功突围立下了大功。之后，干部团还参与了通安州激战、强度大渡河以及泸定桥争夺战等一系列关键战斗。

　　1935年6月初，在天全县的一个小山村，干部团经历了最后一战。那时，主席和朱老总等领导正在开会，突然川军杨森的部队从山上冲了下来，红军面临被包围的危险。陈赓立即指挥干部团进行反击，并紧急调动“上干队”参与战斗。即便是敌军的实力较强，看到如此多“戴钢盔的红军”冲上前来，也不得不退却。在干部团的护卫下，领导机关成功转移，最终实现了长征的胜利会师。

　　这场战斗，也成为干部团在长征期间的最后一战。几天后，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干部团更名为红大特科团，担任团长。陈赓则继续在红一军团任职，先后担任团长和师长。

　　虽然干部团的许多英雄未能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但它为红军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指挥干部，并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解放后，干部团的成员中，有2位大将、2位上将、4位中将，但也有不少英雄因英勇牺牲未能亲历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