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的剧变使我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一边倒”的策略。

　　不仅仅在外交方面倾斜于苏联，在军队建设上，也完全照搬了苏军的模式，出现了照抄照搬、脱离国情的现象。

　　幸运的是，在1956年，国家与军队及时对这些偏差进行了调整，提出了活学活用的方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两年后，反对“教条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但当时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元帅却陷入其中。

　　就在这时，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身上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别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曾逼死过革命同志。”

　　1956年8月25日，北京，负责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收到了来自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少将学员的匿名信。

　　信中描述了课堂情况：一堂课连续讲六小时，中途没有休息，不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苏联式教学制度。

　　考试制度也过于严苛，像“三堂会审”，让学员面临极大压力。每当考试，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官要求学员现场抽签答题，若学员抽到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会当场晕倒。

　　彭德怀深知照搬外军体制带来的弊端，他立刻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反映情况。

　　幸运的是，当时中央已经发布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明确要求“克服外来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经过广泛征求学员意见后，对课业制度进行调整（课间增设点心），并对考试制度作出改变。

　　1957年，彭德怀亲自前往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得出结论：“在教学中，教条主义的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1956年9月，学院里的许多同志已经意识到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性，但院党委仍然徘徊不前，未能及时作出决策，导致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实际需求。”

　　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写信，表达自己的立场：虽然不赞同彭德怀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但仍指示学院党委认真学习和贯彻报告精神。

　　1958年5月，中央专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

　　在会议上，彭德怀毫不留情地批评：“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别忘了，在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曾逼死过革命同志。”

　　1936年4月，红军即将走出草地时，红四方面军的余天云将军不幸溺水身亡。

　　那年11月，红四方面军将余天云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当时是该校校长兼总教官。

　　红军大学的教员郭天民上将回忆，某次他为高级班讲课时，余天云就坐在讲台旁边。

　　另一位开国上将彭绍辉曾担任余天云的教员，回忆起余天云曾在课堂上对他说：“你一个被撤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讲军事理论？打胜仗才是硬道理，我不学习照样能打胜仗。”

　　作为校长，不得不出面制止，而余天云则言辞激烈，因此愤怒至极，宣布不处理余天云，就不再上课。

　　红四方面军号召同志们要摆脱对游击战术的自满，认真学习正规战术，并向学习。

　　1935年12月，在《红炉》刊物上公开批评余天云，称其为“山大王”式的领导，这引发了强烈反响。

　　余天云不服气，依然与对峙，气得发火，表示如果不处罚余天云，他就不再上课。

　　但关于导致余天云死亡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也曾表示：“余天云还是个年轻人，心态不稳定，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刘伯新是安徽六安人，生于贫困家庭，1932年加入中国，并于同年参军，曾在军医院工作。

　　1934年，刘伯新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期间与余天云结婚。

　　1936年4月，余天云带领部队经过大金川时，悲痛欲绝的他在一座铁索桥上失足坠落，最终英勇牺牲，年仅30岁。

　　1943年秋，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七大，彭德怀与从太行山区的前线出发，前往延安。

　　为了避开敌军封锁，他们经过了重重险境，在逯村等地进行多次侦察，终于成功到达延安。

　　总结而言，彭德怀和虽性格迥异，经历过一些误解，但他们依旧是坚强的战友，始终并肩作战，直至最后。

　　李意根.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之死[J].党史纵横,2010,(03):46-5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