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马马虎虎，追求个差不多就行了———胡适曾因此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传》来给我们传神写照。这种习惯，要是碰到的也是这样的人，倒也没什么，大家都马马虎虎，混混水养混混鱼。可是，要碰到别有用心的人，譬如，日本人，可就会惹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是非。

　　1932年“一二八”时，有很多中国青年被日本人捉去，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其实，这些青年都是本份人，没干过什么让日本人这样动刀动枪的事———只不过“九一八”东北事件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团体中每人有一个徽章，当时大家也就那时戴戴而已，并没有真刀真枪抗日。戴完后，许多人又马马虎虎把它放在袋里。可是，日本人却以为凡是戴了这徽章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所以一旦查出，就是死罪。还有些学生军，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不特此也，他们还马马虎虎又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却不放在心上，忘记了。结果一被日军查出，又是参加抗日的铁证，于是又是送命。鲁迅曾对此感慨:“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类似的事情还体现在对一些重要事件的不同解释上。譬如，对1937年卢沟桥事件起因的解释。我们这里当然把事件起因归结为日本人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可是，日本人有自己的解释，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就是所谓: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更具体点说，就是“策划芦沟桥事变”，说是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那么，“”是怎么“策划卢沟桥事变”的呢？照日本所谓正规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而开战。

　　这种说法当然荒唐可笑:且不说这一年五月就已经回了延安，根本不可能身外化身:一个在延安，另一个化身到卢沟桥带学生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

　　可是，日本人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的“根据”就是抗战中边区编的一本叫《战士政治读本》的小册子———因为这小册子里有一个故事讲:俺党领袖曾在“七七事变”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很显然，这本是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编个故事来鼓舞人心的传统做法，虽然查无实据，倒也事出有因，我们中国人对此都会表示理解，轮到自己时，自己也会这么干。可是，日本人就不一样了，日本人很较真:既然你们这边白纸黑字地写你们的白区领袖“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那么你铁定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而开战”的荒唐推论，也就应运而生。

　　我们的马虎平时倒没有什么，但如果碰上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就会很“认真”地在我们马虎中找出他们为非作歹的“根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