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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智涛29说我们要把红军大学建成红军的黄埔军校
    作者:admin 发布于:2025-06-30 15:43

      1936年5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延长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 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办红军学校的建 议。

      他指出:要弄清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 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 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些,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干部,以适 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5月14日至15日,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的会议 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 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 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送到学校培养。

      5月20日,由主持,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建 立红军大学的具体问题。

      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干部团解散,所 属干部战士分配到战斗部队。 一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重新成立了干部营, 营长陈奇涵、政委、政治处主任莫文骅,继续专职干部训练。

      1935年 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干部营”与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干部学校”在瓦窑堡合编为“红军学校”,1936年初,又改名为“西北红军大学”,校长周昆、政委、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训练处长郭化若。

      军事教员和政治教员总共有十几人,在校学员只有一百多人。这是当时中央红军 唯一的办学班底。中央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红军大学。

      校长、 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教员由 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张浩、凯丰、李维汉、、叶剑 英、、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等担任,并宣布将于1936年6月1日开学。

      在宣布领导班子时,说,我们要把红军大学建成红军的黄埔军校,而且要比黄埔军校强得多、好得多。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和教员,同时,也要找个像邓演达那样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人来当教育长。毛 泽东将罗瑞卿比作邓演达,是很高的评价。

      因为时间太紧迫,离开学只有不到十天时间,什么准备工作都还没有 做,决定成立筹备组。

      组长罗瑞卿,成员有刘亚楼、莫文骅、周昆、 袁国平、何涤宙、伍修权、周文龙、郭化若、张如心和我等十几人。

       说 : “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 办?就是要艰苦奋斗。”

      我们夜以继 日奋战了一个星期,发动指战员建造了窑洞,平整了训练场,筹集和制作了 简陋的桌椅板凳和教具,编写和油印了教材,制订了教学计划,具备了因陋 就简开学的条件。

      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一座庙堂前的大场院,举行了红军大 学开学典礼。

      他 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军的骨干,为 北伐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红军大学要继承、发扬、光大黄埔精神, 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要办好红大必须要有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要有团结紧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周恩来宣读了彭德怀代表正在征战的红军将士给和红大全体教职员 工发来的贺电。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结束长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 师。12月下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东北军主动撤出延安,红大随 中央和军委迁至延安。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起 来,全国民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白区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踊 跃奔赴延安。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 “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同月,我调离保安卫戍司令部,到抗大三科(又名庆阳步兵学校)担任军事教育处长。

      首先是填表摸 底,准确掌握学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军龄、党龄、文化程度、原单位、 任职、参加过的战斗、立功受奖和处分等基本情况。

      然后是文化测验,我出 了一些简单的中文、算术、政治、时事、自然常识的题目,对学员进行笔 试,分出了优、良、中、差。然后按照文化程度编班,因人施教地进行文化 补习。

      军事摸底主要是通过组织实弹射击和投弹、刺杀、军体测试,了解他 们的水平。

      我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从零开始、打好基础,技术为主、战术为 辅,学以致用、速见成效。

      安排的教学内容是三分政治,主要讲形势、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红军的基本任务等。

      七分军事,主要 是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军体等技术训练。也讲授单兵、班、排和 连的进攻、防御战术。还要讲授如何带兵,并组织学员座谈讨论。

      开学后不 到两个月,周昆、袁国平、郭化若通知我,要对全校学员进行阶段考核,检 验教学质量。文化考试,由校训练部统一出题。军事考核由我负责,分为实 弹射击、投弹(投远和投准)、刺杀(基础动作和对刺)。全校一千四百余 学员,文化考试,只有六人不及格。军事考核,百分之八十六的学员获得优 和良。尤其是实弹射击,只有两个人不及格。抗大和步校的首长对考核成绩 均表示满意。

      在与 他纵马去延安的路上,罗瑞卿说: “调你到总校,真是不容易。磨破了嘴, 说破了天,他们就是不松口,再三强调你才来了不到两个月,军事教育刚刚 步入正轨,怎么能调走呢?

      我告诉他们,步校需要你,总校更需要你,要他们顾全大局。他们说,步校是抗大的一部分,步校搞好了,就是顾全大局。

      主 席说:‘抗大学员大多是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现在让手下败将来教如何带兵打仗,岂不是笑话!

      白区知识分子纷纷涌来延安, 一入校就问,教官都是什么人?有没有社会名流?有没有知名教授?有没有留过洋的?

      我看还是把王智涛调回抗大总校,请这位军事教育专家出任首席教官,才能压得住台。’

      罗瑞卿接着说: “主席钦点,并要我亲自来接你,说明对你寄予厚望。你可要把军事教育的 担子挑起来。

      到总校后,我担任了军事教育科科长,并兼任一、二、五队的军事教员。科里的军事教员还有谭希林(负责三队)、韩振纪(负责四队)、曹里怀(负责六队)、李东朝(负责七队和八队)。

      步入主席的窑洞, 他热情地与我握手,亲自倒了一杯茶后说,今天请你来,专门谈谈教学问 题。我要罗瑞卿把你接回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抗大太缺乏军事教员了。

      你掰着手指头算一算,能挑得起军事教学的人有几个?自己培养的人太少, 水平不敢恭维,不得不用俘虏来的旧军官。无可奈何,这就是现实。

      我听恩来和伯承说,你回国时就要求到战斗部队去,不愿意去学校,是不是看不起教员啊?

      我也是教员,不过没有吃过洋面包。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教员是世 界上最无私的职业,一不谋官,二不为利,把一切献给革命。像蜡烛那样, 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品德高尚,令人尊敬。

      革命是亿万民众的事业,要凝聚 军心民意,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单靠勇敢不够,要有本事。教员就是 教本事的,甘为人梯,乐得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教员要有凝聚力 和号召力。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过三千,桃李满天下,一 呼百应,把大家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中国革命很不容易,红军 的道路艰难曲折, “左”倾机会主义使红军和根据地蒙受巨大损失。经过长 征,我们重新打开了局面。现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大规模的 全面抗战就要开始。我党我军急需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抗大必须 担负起迅速培养干部的重任。

      喝了口水后继续说,办好学校,一靠学校领导,二靠教员。你是军教科长,又是从苏联回来的红色教授,是军事教育的领头人。你要发挥旗 帜作用,搞出点名堂来,先培养出十几个、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军事教员, 这样,抗大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回答说: 我是搞过几年军事教育,但远远不够专家、教授资格。 主席如此教育和鼓励,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努力做个军事教育的排头兵吧。”

      回校后,我将的谈话精神向罗瑞卿作了汇报。他要我整理成文, 在抗大校刊上发表。文章发表后,的谈话在抗大广为传播,为坚定教 职员工献身教育事业起到很好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李志民、莫文骅、郭林祥等同志撰写的回忆抗大的文章中都曾谈到。

      问: “到总校后还习惯吧?对工作和生活安排有什么意见?进入情况没有?对军事教 育有何考虑?”

      我一一作答后,说: “主席很器重你,调你来担任首席军事教官,就是希望能改变军事教育现状,使抗大成为培养指挥员,特别是 高级指挥员的摇篮。

      我们大多数干部文化程度和军事素养不高,没有接受过 军事学校的正规教育,军事理论水平很低,不提高就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 要。

      罗瑞卿接着说: “我和亚楼一个教育长,一个训练部长,主管军政教育,但是,都没有在学校干过,今后,军事教育这一块你要多负些责任,多出主意,我们支持你。

      和校领导的谈话,令我感到担子重,责任大,决心潜心钻研,努 力工作,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为落实和校首长指示,我对红大一期以来军事教育基本情况作了调查研究,认为何涤宙主管军事教育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没有制定教学大纲,缺乏统筹规划,对军事教育的目的、实施军事教育的方针和具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不明确。

      经过反复思考并与科里几位军事教员多次研究讨论,决定采取必要措施改变现状。

      为了尽快培养出十几个、几十个军事教员,我提出举办“教员训练班” 的建议,并起草了训练计划和实施细则。

      罗瑞卿听取汇报后说: “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你的想法也很好。马上把培训教员的工作抓起来。具体怎么做不必再讨论了,就按你的计划办。我和校长做你的后盾,要人我给你派, 要物我交代校务部安排,先办起来再说,边办边改进。

      我和郭化若、冯达飞、苏进等人商量后,报告罗瑞卿批准,从学员中抽 调了二十多名文化程度较高、学习成绩较好、具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口才不错的团以上干部,进行集中训练,由郭化若、冯达飞、苏进和我授课。

      我们采用速成教学法,讲授了必修的基础课程,通过示教讲授了教学法,通 过示范、示练讲授了会操、技术考核、战术演练、战斗演习的组织实施。

      经 过三个月的培训和传、帮、带,黄经琛、廖冠贤、何政文、盛子华、陈文彪、陶汉章、贾若愚、王泮清等二十多位同志通过考核,成为第一批教员训 练班毕业学员,被分配到各队担任排、班长兼教员。

      他们不但直接授课,而 且还负责学员的行政管理。实行一元化领导,既保证了以教学为中心,又解 决了教学和行政管理的矛盾。

      、罗瑞卿表扬说:“办教员训练班是个好办法。有质量、有数量地速成教员,初步解决了抗大严重缺乏军事教员的困 难。抗大今后要把举办教员训练班当作一项制度来坚持,即使教员够用了,也要把那些教学水平较低、教学效果较差的教员抽出来回炉再训。”

      到第三期时,我从二期毕业的学员和三期新入学的学员中又抽调了二十 多位优秀的旅团干部,再次举办教员训练班。

      学员有聂凤智、吴烈、李夫克、韩伟、胡登高、罗华生、覃健、徐德操、黄新亭、汪德、钟伟、潘焱、陈海涵、吴恒富、谭善和、沈启 贤、沈敏、叶荫亭、陈文彪、杜剑华、王文科、粟毅、赖光勋等人,仍由郭化若、冯达飞、苏进和我授课。李德也担负了部分教学工作。

      以后的四期到六期,仍然坚持每期必办,规模越来越大,第五、第六 期,还各办了两次。这样,由我负责主办的教员训练班前后共七期,毕业学 员达五百余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或是担任了抗大总校和各个分校的军事教 员,或是担任了军事教学的领导工作,为抗大总校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十二 个分校和若干附属中学奠定了师资基础。

      1938年1月,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总参谋部部长聂鹤亭对我说: “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旅、团司令部组织指挥能力不强,参谋业务水平不高,不适 应对日作战需要,可否派教员下部队巡回指导?”

      我思考后回答:“到总部和三个师去,起码要四个组。我们军事教员不多,能教授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业务的更少,搞一个小组还凑合,再多就没人了。不如抗大办参谋训练班, 请各旅、团参谋长,作战股长来受训。”

      滕代远欣然同意。我拟订的计划经 、罗瑞卿报滕代远批准后,参训班于1月22日开业。

      滕代远、聂鹤亭率 总部各局局长郭天民、曾希圣、黄春圃(江华)、王铮以及二十多位参谋, 一一五师副师长陈光、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分别 率所属旅、团参谋长、股长、参谋,总共二百多人参训。

      公共科目有图上作业(识图、用图、标图、图上推演、沙盘作业)和 战时司令部工作(侦察、通信、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组织协同、拟制战斗 文书、敌情通报、下达作战命令、检查、督促部队执行首长决心、汇报和通 报战况、战斗或战役总结)。

      专业科目有兵种知识、工程知识、军事地形 学、协助首长定下作战决心、协助首长应对战场突发情况、做好首长代理人 准备。

      三个组都要参加公共课目训练,但侧重不同,参谋长组在掌握公共课 目的基础上,重点学习专业科目。我负责参训班整体教学,兼授参谋长组专业科目。

      学期为一个半月。前三十天是课程讲 授和室内训练、讨论,后十天参加抗大组织的科目为“在团的背景下,前卫 营遭遇战斗”的演习,最后五天考核和总结。

      参训队结业后,滕代远满意地 说 : “让我当军委参谋长,心里直发毛,自己不懂,局长、参谋也帮不上 忙。当了一个半月学员,算是有点底了。”

      我说:“应急训练,突出重点, 速学速成,入门而已,还要靠实战锤炼和深造。建议参谋长下达指示,要求 各级司令部利用战役间隙,抓紧自身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业务训练。

      担任总参谋长后,要我办过两期参谋训练班,两期火炮训练班, 一期工程爆破集训队。短期集训是解决前线急需专业人才的好办法。

      何涤宙在长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陕北了,而且作为工兵教官在长征中架桥也做出大力贡献(王耀南回忆录也有提到)。可以说是在长征中用行动证明已通过“审查”,为什么还是借口去看病,到国统区后就不辞而别?很多资料都没有详说原因。

      1、“‘抗大学员大多是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现在让手下败将来教如何带兵打仗,岂不是笑话!”这种认识在红大学员中应该不是少数,即使建国后,在南京组织开国将校培训学习,教员很多是军校的职员,当时这些将校也是持这种看法,闹到没办法上课。

      2、王智涛提到的何涤宙办学中的问题,即使说明他的能力不行或者说不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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