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城，1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进驻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的红军总司令部驻地（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公馆）楼上厅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

　　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1934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10月21日至11月15日，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天，从广西兴安至全州之间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当局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李德等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破例邀请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并在会议上坚持以集体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的正确主张，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使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

　　），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周恩来在主持黎平会议时，以集体决议确定战略转向。以连续性视角看，黎平会议本质是对通道会议所形成

　　），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 1935年1月6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在长征开始后，行军途中，与张闻天、王稼祥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经常分析讨论反第五次军事反围剿中的错误，共同总结经验教训。

　　在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之后，张闻天、王稼祥、认为：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彻底解决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错误问题。

　　红一方面军占领遵义城后，得到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休整。在这个空余时间，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解决红军领导问题。

　　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随后，张闻天所作的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李德等人的错误，支持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在行军途中相继召开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落实和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